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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我被辅导员强迫出柜的真实经历

2015年,中山大学秋白同学发现很多心理学教材将同性恋归与恋童癖、露阴癖等同属心理疾病,有些教材点明用电击、呕吐等方法治疗同性恋。 因此她向教育部申请公开此类教材的监管信息,但始终未获回应,遂提起诉讼,以行政不作为为由状告教育部。案件于2015年8月14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2015年8月27日,《南方周末》以《被出柜》为题报道了“秋白事件”。因为这一事件的广泛传播与媒体效应,中国同志学生的生命经验、平权诉求,以及所遭受的校园霸凌,更多地进入主流视野,被社会大众看见。(摘自知识分子)

所谓“被出柜”就是用于表示违背同志本人意愿、或未经本人同意,而被他人擅自泄露性倾向隐私。我在知乎上以“被出柜”为词条搜索,弹出来若干条相关文章和话题,随便点开一个,读起来都甚是让人心疼。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正是要自此开始铺展。

我的大学位于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到今年九月开学,我也是一个大三学生。大学一年级,在性的催化下,我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的兼职辅导员曾故作姿态的强调要把发现性取向不正常的同学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内容,常抓不懈。她还夸夸自得的炫耀道,任何同性恋学生在她面前晃一眼她就可以辨识出来。后来我意识到,她根本是在吓唬我们,更多是在炫耀。所谓“辨识”的依据不过也是对于同性恋的误解,比如男同就很娘,女同就很爷们儿。

应该来讲,同志学生、尤其是性别气质与主流规范不符的同志学生可能遭到来自同学肢体的、言语的、精神的等多种形式的霸凌。进而引起同学的排挤和疏离,给同志学生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当我在确定自己身份之后,一直小心翼翼的注意自己的表现,生怕自己被对号入座。

2018年6月,整个大学进入了宣传艾滋病的密集期,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要被强制参加最少一场防艾讲座,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为学校日益增多的隐藏的同性恋群体打预防针。

据听说,我们学校因为男男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比例在全省首屈一指,在全国的排名也远甩我们办学实力排名好几条街(只是听说)。

6月底,在全校防艾讲座举办的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个曾自称可以一眼识别gay的辅导员把我们几个班长紧急召到办公室,她在会上严肃的说道,学校检测到一个同性恋男生,这个男生被具体到我们学院、年级和专业,但是具体是谁,还不得而知,所以需要大家配合,想想这个人是谁。

我坐在辅导员对面,她一边说着,我一边拿出手机登录小蓝,把我的所有动态全部删除(原谅我当时没有想起来注销账号),因为我很敏锐的意识到这次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7月的一天,院团委书记打来了电话,说要叫我到办公室交待一些事。

两点,我准时来到四楼办公室,因为还没有到正式上班时间,所以整个一层都很安静。我在门口轻敲,书记在里面扯了一声服务员式的“请进”。

我进来,她示意我把门锁上,并让我搬来一张凳子挨着她坐下。

“我先把我知道的情况跟你核实一下,你一会无论听到什么,先不要急于否认,听我说完。”她开门见山地说道。

没错,也许你们都猜到了,我被推断出是那个在查的同性恋。

她抛出的所有问题我都没有矢口否认,因为我猜测她们或许已经掌握了很重要的线索。很显然,书记很难相信我回答的如此肯定而坚决。她还试图在给我一个小台阶,试探性的说:“一般我们认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性恋,除了看他对同性保持好感之外,更在意这个人有没有性行为,所以?”

我笑着盯着她的眼睛,这也是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唯一一次的直视,我:“有过。”

彼此沉默了两三分钟之后,她继续说:“那你有固定的对象吗?”

“没有。”又是一阵沉默。

她告诉我她注意到这个群体是在2010年,她接管的大四毕业班里就有一例,家长很急,最后在熟人介绍下带着这个学长来到北京某机构,几个月后成功治愈,所以她问我是不是我也可以去试一下。

老师,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觉得同性恋是病,所以说治愈又何从谈起呢?”

“你以后又怎么办呢,虽然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接受度在增加,但是整体上看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我现在还没有规划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况且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负责的。”

她欲言又止,只是在最后说,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她。

这一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着,找来了我信得过的几个基友,把事情全盘托出,他们几乎一样的反应,说我真傻,为什么要承认。

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又还能有什么多余的选择。

毕竟,我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

对于同志学生而言,无论是自我认同还是出柜,都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建设来面对自己、面对他人,这种心理建设包括自身的力量积蓄、对外部环境的考量、出柜技巧和策略的掌握。

然而,“被出柜”将同志学生猝不及防地置于一个被审视、被窥探的处境。同志学生如同被审讯的嫌犯,来不及心理建设,无法主动地选择何时出柜、对谁出柜、怎样出柜、出柜程度。

暑期家访,这位书记选择了对接我家。

我在火车站接完她上了出租车,她第一句话就说,“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事跟你家长交待一下,看看是不是去北京咨询一下”。

我愣了,心顿时跳的很快。

我让司机师傅靠边停车,跟书记再次争论。

十分钟后,争论未果,她自己叫车按照我之前给的位置先走了。

六十分钟后,我妈妈知道了全部事情。

很显然,我已经失去了对整个事情的掌控感。

一直到今天,家人也没有拿出多的实际行动,我猜想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老实巴交的他们估计连同性恋这个名词都是第一次听说。当然他们也会想通过我了解到更多信息,可是又怕话重了,所以总是在试探性的询问,搞得彼此都很尴尬。这期间,我一直试图让自己保持淡定,可是埋在心里的迷茫、愤慨以及恐惧,常常让我辗转难眠。

回顾整个过程,我的“被出柜”经历渗透了集体主义观念与教师威权,因而受到严密的盯防与规训。教师的“谈话”、“家访”、“质问”无一不使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爱你,西蒙》里面说到:关于我自己的性向,应该由我自己本人来决定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哪种方式来告诉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是的,每个人的隐私都是如此。

可是对我而言,现实远比此残酷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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